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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地标】浙江路桥与“新衙门”

2019/9/11 19:50:03

【地标】浙江路桥与“新衙门”

浙江路桥即将迎来大修,那日消息传来时,我的朋友,一个叫黑哥的自由广告人,正在浙江路桥上“拗造型”—— 身穿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服,手拿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茶杯,目光眺望远方。

 

“魔都”的特点,就是允许各种形式的混搭。正如在一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桥上可以拗上世纪60年代的造型,浙江路桥本身,也不仅勾连起苏州河两岸,也和一段特殊的岁月有关。

 

浙江路桥座落在福建路桥(也叫老闸桥)的上游,这桥曾有一个相当难听的名字:老垃圾桥。因为当时在这个区域,有工部局的垃圾码头,全上海生活垃圾中的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向外省运送。

 

到清朝光绪六年(1880年),工部局在这里建造一座步行木桥,将苏州河南岸的浙江中路与苏州河北岸的浙江北路连通。

(建造中的钢结构浙江路桥)

 

短短七年后,木桥毁损,工部局拆了旧桥另建新桥,仍为木结构。光绪三十二年,即1906年,工部局再次将旧木桥拆去,在苏州河上建起第二座全钢结构桥(第一座桥便是著名的外白渡桥),用桥梁结构术语描述,桥的下部结构为“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”。桥面上铺设电车轨道,英商5路无轨电车与6路有轨电车一路“丁丁当当”穿过。到了民国十三年,也就是1924年,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,原先的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,浙江路桥随着上海一同进入恢弘的“银元时代”。

(最早的木结构浙江路桥)

 

关于桥,似乎就是这点说法了。不过,在浙江路桥桥堍下,位于浙江北路与七浦路交界处的会审公廨,却是见证了华洋杂处的租界时代司法制度变迁的沉默老人。

 

上海开埠后,西方列强在这里获得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。作为一种不平等的治外法权,它允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,对它的公民所犯罪行进行审理,而主权国,也就是大清国的官员却无权干涉。由此,领事裁判权可称为19世纪殖民时代所派生的最严重不公之一。

 

当时,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相继起事,迫使大批难民涌入租界,租界内人口剧增。华洋杂居的环境中,部分华人的低下素质和犯罪事实,使得如何审理他们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。

 

1865年前后,形成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法: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司法机关,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,衙门中两个人权力最大,其一为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,其二为英帝国领事总馆的领事,由他们一起审理在租界内犯罪的华人。经过一段时间“工作经验”的积累,苏松太兵备道道台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《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》,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在北京公使团核准,公共租界内正式成立了会审公廨,时间应该在1869年。

(上海会审公廨)

 

虽然在西方人的视角中,这个司法机关的成立,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,但不可否认,这种奇葩的司法机关的存在,本身就是当时清朝与英国国力悬殊对比的写照。两国间的悬殊差异,不仅体现在国力上,也体现于对犯人的处罚上。来自西方的男女非常不理解《大清律法》何以如此严苛,所有的处罚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仅处罚过重,而且十分残酷。譬如所谓的“站笼处死”,是将一个罪犯关进立着的笼子中,让他的头伸出笼外,并卡在一个洞中。每天,从其站立的那堆石头中取走一块石头,直到其下沉身子的颈项被笼口彻底勒紧,最后窒息而死。这样的残忍是西方人所无法接受的。

 

会审公廨的地址几经变更,最初是在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内,随后迁到南京路菜市街对面,基本靠近现在的第一食品商店附近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它搬迁到浙江北路七浦路路口,与苏州河有了亲密接触。也是从这一年起,7000平方米面积、风格为折衷主义、也叫新古典主义的这幢建筑被叫作“新衙门”。

(会审公廨审判华人的情形)

 

如今的浙江北路181号,就是当时“新衙门”的所在位置,近年来为上海医疗器械九厂的所在地,但目前该厂已搬出,大楼空置。本来建有三幢姐妹楼,其中,关押犯人的“西红楼”和作为办公楼的“东红楼”均已被拆除,红楼北面还有一座灰色的砖混结构五层建筑。那是建成于1929年的“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”。

 

这幢五层楼的立面上有爱奥尼浅壁柱,有节奏地一路排列开去,通贯二层至四层;还有不少纹样,带着当年业主或设计师的审美趣味;一楼的门洞显得相当古典,让人回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某个时代。

 

铭牌上写着大楼的建筑风格为折衷主义,这种建筑风格盛行于1900年前后,正好是“新衙门”建造的时期。遗憾的是,究竟是谁设计了会审公廨,铭牌上没有说明。当我进去采访时,里面只有房管所的办公人员,不要说“会审公廨”,就连医疗器械九厂的影子也难觅了。

 

也确实难以寻觅。当我们站在即将面临大修的浙江路桥畔眺望这幢建筑,一切都是如此残破,一切都是时间的牙齿啃啮后留下的痕迹。